周末，东宁金隆昌服装厂的车间杂乱空旷，22岁的徐春波在缝纫机前埋头工作，在他对面墙上贴着工作量前十名工人的月薪排行榜，其中最高近3000元。

　　黑龙江省东宁县与俄罗斯接壤，是中国东北地区重要公路口岸，距离俄罗斯在太平洋的重要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仅150余公里。

　　在过去，许多东宁人纷纷到俄罗斯打工淘金。然而现在，这里逐渐发展起来的对俄出口加工企业却遇到与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相似的“招工难”。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9.6%，在日渐趋紧的宏观政策环境下仍然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速度。但不少企业反映，用工短缺却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最大难题之一。

　　金隆昌服装有限公司生产服装主要出口俄罗斯，该公司副总经理高波告诉记者，工厂目前有约200名工人，仍还有50人左右的缺口。“当地农民收入比较高，因此打工者少，加上这边服装鞋帽加工企业越来越多，用工量大，所以招工难在我们这里是普遍现象。”高波说。

　　与东宁紧邻的另一个口岸城市绥芬河也面临类似情况。从事木制品进出口的绥芬河市三峡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杨艳红说：“我们公司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缺人越来越严重，现在技术工人月薪6000元都难招到，即使招到也很难稳定。”

　　东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刘伟强透露，当地农民大多种植经济效益较好的黑木耳或直接出国打工，随着中俄贸易升温，越来越多进出口加工企业入驻东宁，招工难现象也逐渐凸显。

　　位于吉林省珲春县一家日资企业的财务人员李海善告诉记者，由于珲春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的边境地区，出国务工的人特别多，本地企业反而长期处于缺工状态。“如果我们企业短缺的400多名员工能够补齐，公司的订单可以从年头到年尾忙不完。”

　　面对招工难，企业不得不到周边其他地区寻求剩余劳动力，徐春波就是金隆昌公司从600多公里以外的绥化市招来的新员工之一。

　　“我初中毕业后一直没有工作，更没接触过服装加工，听说这里开了个厂子就来试试，现在觉得收入还不错。”徐春波说。

　　今年春节期间，刘伟强等东宁县政府人员兵分多路到周边地区和南方省份帮企业招来一千多名工人缓解“招工难”，招工过程中发现许多地方也面临类似情况，甚至互相争抢。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处处长梁光伟说，东宁等地出现“用工难”现象，农民工就近就业意识较强是重要原因。“待遇相差不多情况下，大多数农民工不愿背井离乡，如果出去，目的地肯定是发达地区。”

　　黑龙江省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王刚说，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身份转变仍需时间，即使新生代农民工也没有完全脱离土地，因此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和工资待遇差距缩小，“返乡就业”成为新的趋势。

　　而众多“80后”“90后”农民工与父辈们完全迥异的就业观和价值观，也是当前企业面临的一大考验。

　　今年27岁的姚小燕五年前和十多位同乡来到珲春一家服装厂打工。由于长期从事订扣、锁边等简单乏味工作，不少年轻工友忍耐不住，纷纷离开了这家待遇还不错的外资工厂。“当初一起来的十多个人现在只剩下2人，大家说宁愿苦点累点也要去外面见见世面，希望日子过的更刺激、更有滋味一些。”姚小燕说。

　　王刚说，新一代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获取信息能力、自我价值认识等方面都与以往不同，结构性用工短缺情况下农民工选择余地加大、话语权增强，开始“用脚与企业谈判”，这就要求政府和企业为他们提供更高的工资待遇、福利水平和更大的成长空间。

　　面对渐成常态化的用工压力，在中国东南沿海，不少城市和企业正着手改善用工环境、转变企业发展方式，竭力以更加科学、更加人性化的人才制度招工、留人。

　　晋江是福建沿海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一个县级市。但由于工业快速发展，“用工荒”成为这个制造业中心的最大困扰。为了扭转劳动力短缺局面，近年来这座城市努力改善用工环境，维护外来工权益，使数十万外来工成为一批又一批的“新晋江人”。

　　自2002年开始，晋江就喊出了“留住一个孩子就留住了一个外来工家庭”的口号，出台政策确保外来工子女就学享受市民待遇，并逐步为其提供学费补助。在晋江一些民营企业，还出现了专门为外来女职工设置的“妈妈车间”，为女职工安心照顾家庭、子女提供了便利条件。

　　“现在我们公司80%以上的工人都是3年以上的老员工，每年春节后员工返岗率在95%以上。”回想起几年前工厂一度缺工一半以上，几乎无法开工的局面，恩加轻工贸易公司的负责人戴炳坤说，“现在我们真正认识到，只有人才才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

　　一方面是企业用工短缺现象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却仍有大量劳动力难以充分就业。据中国就业促进会会长张小建透露，中国现在虽已转移农村劳动力2.4亿人，但农村富余劳动力仍有1亿多人。

　　有关专家指出，受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劳动力代际交替、部分企业粗放式生产方式尚未改变、用工观念不科学等因素影响，当前的中国“用工荒”正处于一种劳动力结构性供求失衡状态。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遭遇的“成长的烦恼”。

　　张小建认为，解决劳动力失衡问题，需要配合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步伐，努力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和求职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劳动力要素流动体系；同时，广大企业还应转变传统用人观念，为劳动者努力拓展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A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