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莆田很幸运，有个好港口，对面就是台湾。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已故诗人余光中的一首《乡愁》吟唱着海峡两岸冰封多年的关系。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出了结束两岸军事对峙和“通邮、通航、通商”等政治主张和倡议，开启了两岸关系的新篇章。

　　台湾的锐步作为第一批先行者，将工厂迁入福建莆田，开始产业化生产。随着对外开放政策落地发芽，耐克阿迪这类国外品牌也都纷纷进驻，开办代工厂，招募大批劳工。

　　终于有机会走出农村了!得知这个消息的陈钢，坐上了前往制鞋代工厂的大巴。他不会想到，40年后，市面上10双高仿阿迪耐克，竟有8双来自莆田。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因为这些鞋，过上悲喜交加的日子。

　　二

　　80年代，不少晋江人用石头、毛毡搭起了简陋的厂房，靠着几把剪刀和缝纫机，做起了鞋作坊。一时之间，陈埭镇鞋作坊遍地。丁父也狠下一条心，东拼西凑了几千块钱，和别人合伙开起了鞋作坊。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这首闽南歌在福建广为流传，唱出了身处地理环境恶劣的福建人与命运抗争的精神。

　　1987年，17岁的丁世忠刚初中毕业，不安分的他有个梦想，想要到北京闯荡一番。

　　他不顾全家人的反对，离开自家的鞋作坊，带上600双鞋，只身前往北京卖鞋。

　　谁也不知道，那是未来一个叫安踏的知名企业，踏出的第一步。

　　三

　“看看我这战鞋是不是24K足金的?”

　　那时某宝才刚开始出现假鞋，莆田的制鞋大法也才刚修炼到第一层，难逃虎扑大神的火眼金睛。但没想到的是，面对虎扑大神的质疑，莆田竟然谦卑的接受，并虚心求教，一点点修正和完善。

　　没过多久，面对真假鞋这个问题时，虎扑大神也只能模棱两可地留下一句，“我只能保证挂的标签是真的”。

　　有人曾拿着莆田的假鞋和正版鞋去正规检测机构检测质量，经过了耐磨测试、抗弯折测试和剥离测试之后，发现除了剥离测试中鞋底稍易剥落一些之外，“假鞋”其他部分和真鞋几乎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质量比真鞋更好。

　　在鞋迷中至今流传着一个笑话：区分真假VANS的方法——如果不开胶，那肯定就是假VANS。

　　纵然制造水平超车，管理与营销能力卓越，但借了别人品牌的假鞋注定无法得到认可。

　　莆田假鞋产业让许多人摆脱了贫穷，却没能赢得体面。

　　走到今天，陈钢把家里兄弟姐妹都从农村带了出来，安排在他安福电商城的六个店面里。一家人虽然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但时常还会提心吊胆，害怕卖假鞋被警方抓查没收。唯有夜幕降临时，他们才敢出来谋生。

　　白天，莆田的安福电商城空无一人，宛如鬼城。到了凌晨时分，电商城灯火通明，商贩接踵而至。集市里人头攒动，却没有喧闹的声音。

　　夜幕之下，所有人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行走在阳光背面的他们，没有多说一句话。

　　因为夜幕，是他们唯一的保护伞。

　　四

　　孤身一人在北京卖鞋的丁世忠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思考。

　　在卖鞋时，丁世忠发现商场里的鞋子许多是晋江生产的，但贴了个青岛双星的牌子后价格就翻了5倍。这让丁世忠感到十分疑惑。

　　1988年，李宁作为中国运动员代表参加第24届奥运会火炬传递，成为第一位参加奥运火炬传递活动的中国运动员。而后退休创建李宁体育用品公司，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驰名中外的运动品牌。

　　他想明白了，是品牌。

　　1991年，丁世忠带着自己在北京赚下的20万回到了晋江，他要打造属于晋江的品牌。

　　丁世忠回到了晋江，加入父亲创办的一家叫“安踏”的鞋厂。名为“安踏”，是“安心创业、踏实做人”的意思。

　　然而当时整个陈埭镇都是做代工厂，所有厂子的业务模式和产品基本相同，安踏也不例外。

　　90年代的中国已有了世界工厂的雏形，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政策吸引众国际品牌前来，留下大量订单。陈埭镇的小鞋厂们混得风生水起，都觉得此般盛世将持续下去。

　　但丁世忠明白，这些海外订单并不是代工厂能掌控的。从品牌到销售，全都依赖外部，几乎没有主导能力，一旦别人不给订单，这些厂便难以为继。

　　必须打造自己的品牌，才能对抗这种不确定性，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

　　于是，他一边做着代工，一边琢磨着四处开专卖店，拓展自己的分销渠道。经过丁世忠的努力，安踏在全国推广了代理分销模式，并且有了第一批经销商。

　　1997年7月1日，中国拿回了香港。而就在第二天，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全球市场需求迅速下滑，鞋订单大幅减少。曾经辉煌的晋江鞋厂倒了一大半，唯独安踏早已在全国开了2000多家专营店，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

　　但即便如此，安踏的知名度还是不够，也没什么影响力可言。为了能让安踏能够名扬天下，丁世忠决心赌一把，他想到了请明星代言。

　　现在企业请明星做代言很常见，但丁世忠的做法，在当时却是一道险棋。

　　那年北京的房价才2000元/平，安踏一年的利润也就400万，但孔令辉的代言费却要80万元。除了耐克阿迪这些国际大牌，国内品牌没有一家找过明星代言。

　　这让安踏内部吵成了一锅粥。代言能产生的效果完全无法计算，没人理解为什么要花这么大代价请明星代言。

　　那一年，互联网浪潮还在萌芽阶段，“流量”这个词的意义没有多少人理解。但丁世忠明白，代言人带来的流量，会是企业品牌的流量。这是打造知名品牌必须走的路。

　　在争吵不休的会议中，丁世忠说了一句颇显格局的话，“是知道安踏的人多，还是知道孔令辉的人多?”

　　丁世忠拥有最终决定权，毅然把孔令辉签了下来。然而签下来后，安踏的销量却没有任何变化。原来消费者虽然知道孔令辉，但不知道孔令辉签了安踏。

　　为了让大家知道这点，还得花300万上央视的广告。没有退路的丁世忠不得不再次顶着巨大压力，砸入年利润的四分之三豪赌一场。

　　赢了，那是众望所归。输了，企业前途难保。

　　1999年，孔令辉登上央视，第一次为安踏做代言，但广告播出后的一两个月市场都没有反应，丁世忠都要被逼疯了，直到第三个月，才陆续有经销商过来洽谈，安踏的销量也在翻倍上涨。

　　2000年悉尼奥运会，孔令辉和瓦尔德内尔苦战五局，最后赢得了冠军。赢球之后的孔令辉仰天长啸，疯狂亲吻着胸前的国旗，这一幕让无数中国人为之动容。

　　此后，孔令辉再说出“我选择，我喜欢”这句广告语，立刻让安踏横扫中国，当年的销售额就突破3亿。

　　这次代言在安踏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安踏不仅名扬天下，而且销售收入也一路猛增，从1999年的2亿增长到2006年的12.6亿。

　　2007年安踏在香港上市。10年，股价翻了近30倍。

　　安踏的成功只是晋江的缩影。如今的晋江已是全国最大的鞋产品生产、加工和贸易基地，鞋产量占全球8.5%，是特步、361度等知名运动品牌的摇篮。

　　然而即便如此，在外人眼里，这些只是换了商标的代工厂，没有先进的设计理念与技术创新。

　　当国外品牌仍固守着“老子世界第一”的傲慢时，他们没有发觉，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人民逐步走出贫穷之后，已渐渐从“世界工厂”成为了“世界市场”。不论是哪个国际品牌，都不得不重视中国庞大的市场。

　　意大利的百年时尚品牌FILA的大中华区业务，于2009年被安踏收购。2015年，安踏又收购了英国知名健步鞋履品牌 Sprandi，随后又并入日本高端专业运动品牌DESCENTE中国区业务，韩国第一大高端户外品牌Kolon等。

　　上市后的安踏凭借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和逐渐壮大的资本市场力量，将一众国际大牌纳入麾下。

　　一艘国际品牌的巨轮，已扬帆起航。　　

　　五

　　改革开放前，我们做个鞋都得向国外学习。后来中国人凭借勤奋与聪明，迅速提高制造工艺、管理和营销能力，仿制鞋的工艺甚至能比原厂更好。

　　但仿制总归是仿制，难以得到认可。同样在改革开放浪潮中走上制鞋道路的晋江，最终在分叉路口放弃仿制，开始打造自主品牌，从更大的格局层面寻找通往国际的路径，从而孕育出安踏、特步这类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国产品牌。

　　踏入了21世纪的中国已不再只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中国不论是技术实力，还是资本力量，已有了与西方国家一较高下的筹码。　　

　　从代工仿制，自主品牌，到用技术说话，中国企业的发展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时代缩影。

　　同样，这也是中国从被动接受命运到主动创造命运，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从依靠外力到自立自强的时代缩影。

　　这个时代里，我们都席卷其中。

　　2018年，改革开放第40年，而这一切才刚开始。